文章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编 辑：毕跃光 贾淑凤

编辑助理：周艳红

转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作者简介】郭胜利，河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黄河文明的地理特征与民族属性”(2020K18)。

【摘要】中原地区作为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为先秦时期各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地理基础；而冰后期第三次寒冷时期的气候变化，加快了戎狄与诸夏之间的互动进程。长期的戎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文化与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历经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文化塑造，不断丰富拓展了中原地区民族地理的内涵与外延，最终奠定了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地理基础。

【关键词】黄河中下游；民族共同体；地理空间；先秦时期

先秦之时为中原地区民族发展史上一重要阶段，各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逐渐演变成不同的群体。随着中原地区戎、狄、濮、氐等人群交往的加深，使得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各人群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华夷”转化与“天下”“四海”“九州”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形成，为早期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孕育空间，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民族反向构筑华夏历史的出现，更加巩固了先秦时期中原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

梁启超先生曾言：“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中原地区文化、民族“多元”与“一体”的产生，既是民族发展的必然，亦是中原地区地理空间演变的结果。位处中原腹地的河洛地区，历来是各民族活动的中心，在中原地区“多元一体”形成诸多变量之间，以河洛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为一恒量因素，无论中国历史怎样发展和变化，以河洛为中心的民族地理基础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地理因素与多民族共存局面的出现

商周乃至先秦，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诸夏与戎狄活动史载不绝。除却政治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乃为河洛地区所独有的地理空间优势。傅斯年曾言，东方与西土之地理重心，在西高地系中，以外之洛阳为主，内之安邑为次，似皆是凭藉地形，自然长成，所以其地之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变而改变。河洛地区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在中华文明肇始时期，这里因夏商周三代奠基、河洛文化的繁盛而成为中原地区的心脏地带，故先秦时期有洛阳为“天下中心”的说法。

夏商周活动范围，大致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夏人起自西方，后渐东迁，其疆域范围，东至郑州之西，西至华山之东，南达伊水流域之北，北抵长治之南。殷商之时，其疆域不出河南北半部，山东之西半部，江苏安徽之北部，山西河北之南部及陕西之东部。“成周之时，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中国”及其周边，戎、狄错杂相处，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尤为突出。

戎作为族称始于周，商亡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塬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商亡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周人称之为“戎殷”或“戎夷”。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劲敌，被称之为“徐戎”，自春秋时，戎偶尔与华并称为“华戎”。故而，春秋之时，“戎”是对非华夏各族的泛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杨拒、泉皋之戎，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

平王东迁之初，辛有到伊川，曾见戎人“被发而祭于野”。辛有所见，实为伊洛之戎。杜预认为，杂戎居伊水、洛水之间者，非秦、晋所迁者。吕思勉先生云：“其以戎称者：曰扬拒（在今河南偃师附近）、泉皋（今河南洛阳附近）、伊洛之戎，曰蛮氏之戎，曰骊戎,《春秋》作洛戎，皆在今河南、陕西境。”

陆浑之戎，间处秦晋，后为秦晋东西交逼，而莫能抗衡，不得已为秦晋威逼利诱，自瓜州迁于伊川。至伊川后，陆浑戎剪除荆棘，驱狐狸豺狼，部落日渐强大，成为晋、楚肘腋之患。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至洛阳。楚国此役虽未达征服之目的，然陆浑之戎亦不得不虚与委蛇于晋、楚之间。周简王元年(公元前585年)，陆浑戎随同晋国“侵宋”。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八月，“以陆浑氏甚睦于楚，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洛与三涂”。东周于是有警戎之备。九月丁卯，晋荀吴诱陆浑子帅师随往而灭之。陆浑子逃亡于楚，其众逃散甘鹿山。

蛮氏之戎主要分布于颖水上游，杂处于陆浑、伊洛之间，自梁、霍、邥垂诸邑以至茅津。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蛮氏之戎、陆浑、伊洛、郑、卫与晋联盟“侵宋”。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春，楚听闻蛮氏之乱，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周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491年），楚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时晋国内部正发生范氏、中行之乱，晋国执政赵鞅乃命阴地大夫士蔑“速与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为其封地建城。蛮子为士蔑“裂田而城”所惑，晋遂执蛮子与其五大夫，交与楚师。其后，楚又假装给蛮子城邑和建立宗主，来引诱分散的蛮子遗民，尽俘之以归楚国。

阴地是河南、山北自上洛以东至陆浑范围之概称。《后汉书·西羌传》载，允姓之戎迁于渭汭，东至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允姓之戎原居于瓜州，为晋惠公自秦诱来，开始生活在洛阳周边。故而阴地之戎实为伊洛之戎、蛮氏之戎、陆浑之戎长期交往融合而来。

成周之世，戎、周之间交往日多。一方面是诸戎寇夏，另一方面却是诸夏籍戎互伐。鲁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初，“戎朝于周。冬，戎伐凡伯于楚丘”。鲁僖公十一年（公元前649年），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其后，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入王城，秦、晋于是伐戎救周，然伊洛戎患并未因此而止。不久，伊洛之戎再犯京师，齐桓公藉此征诸侯戍成周而打出“尊王攘夷”旗号。鲁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联合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此时的伊洛之戎转而成为诸夏征伐战中各方争取的重要力量。

诸戎之外，中原之东、北两部，时为“狄”人所困。狄作族称，始于春秋中叶，是中原诸夏对北方部族称呼。狄之本义，《尔雅·释兽》云：“麋、绝有力，狄”。邢昺疏：“绝异壮大有力者，狄”。郑玄注曰：“狄，往来疾貌也。”王国维先生《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认为，“狄”是由“远”与“剔除”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春秋之时，活动于中原地区的狄人主要为“长狄”与“赤狄”。“长狄”分布区域，于今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中部，山东中部，均有其活动足迹。春秋之初，秦、晋、郑、卫、邢等国以北，均有狄人活动。鲁僖公十年(公元前650年)，“赤狄”南下灭温。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狄侵郑。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将以狄师伐郑，使颓叔桃子出狄师，狄伐郑取桦，襄王感怀狄人而娶狄女为后。后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周王出逃至郑。

河洛地区大致位于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黄土高原东南缘黄河中游一带，处于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总面积逾1000平方公里，域内山地、丘陵、平原皆有分布。广阔的地理空间与多样性的地形地貌，为生物多样性分布奠定了基础。河洛地区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也是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过渡带，兼具多重边缘效应与生态适宜性,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能够为游牧、农耕、渔猎等人群的多种经济生活提供充分物质支撑，独有的地理空间格局造就了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物候资源，为先秦多民族共生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

二、气候变化与中原地区“民族地理”的形成

气象学研究表明，“气候是以一个周期性的方式，在相对干旱和潮湿的阶段之间来回变化，干旱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草原无法继续承载牧民们饲养的大量牲畜，牧民们不得不从他们已然无法维持的游牧生活的循环当中挣脱出来，到附近农耕社会中去”。草原上的牧民，同样也会因为某些农业文明社会的突然崩塌，被周边定居型社会形成的权力真空地带所吸引。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冰后期第三寒冷期，气象学家拉姆(H．H．Lamb)、竺可桢等人研究表明，此一时期中国北方气候为西伯利亚地区一位置稳定、持久冷槽所控制，寒冷干燥。这对周代中期以后的气候、物产、政治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于周代中期以后的气候，《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现代的长江、汉水在冬季根本不可能结冰，可见周代中期以后的气温要比现在低很多。厉王时周朝频年出现的旱灾，历经宣王之世，延续到幽、平之时，其间灾荒饥馑不绝于书：周厉王六年大旱、十四年大旱、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又连续6年大旱。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宣王元年，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故厉宣之世，天旱地坼，凶年饥馑，民众弃家室而亡屡见诗书，如“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习习谷风，惟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由是可见，当时田地多荒，饥馑降丧，民众流亡之严重。蒙文通先生总结为：“厉、宣、幽、平凡历一百五十余年，而旱灾与人民之流徙不绝于诗，此国史上一大故也。”

天下苦于寒旱，河洛地区尤为严重。《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均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西周末年的厉、宣、幽、平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亦干旱异常。河洛地区是我国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这里沃土良田，利于人类居住、生存。但由于西周中晚期的旱灾，这里也成为“荆棘生之，荒凉已甚”的废墟。

虽则如是，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的不同，各地区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亦不尽相同。中原地区位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较强，不仅在暖湿时期发展较快，而且在冷干时期仍能持续发展，最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

西周之时，戎狄业已杂居中原。就河洛地区而言，陆浑之戎东迁伊川之前，成周四边已有河洛之戎、蛮氏之戎、山阴之戎、杨拒之戎，然诸夏与戎狄之间，尚未见发生剧烈冲突。而两周之际，此一局面渐次改变。首先在镐京附近，西周与四边戎人之间矛盾不断，厉、宣之世，周人与戎人关系进入激烈的碰撞期。其中原因，与此次长达150余年的气候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两周时期，受自然条件与生产力局限，农耕部族的分布比较分散，尚未完全融合，国与国和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一定的“隙地”。农牧业的分界线并非现代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农牧业分界线，多以气候、水文因素上的界限为依据。而在当时，则更多局限于生产力条件。从某种意义而言，当时之中原，农业之“点”与畜牧业之“带”交错相杂，共同构成了两周时期的基本社会状况。气候变化之压力与两周之际农牧“隙地”的存在，为戎狄南下中原提供了地理空间，而诸夏纷争、战争频仍、政局混乱的格局使得诸戎进入河洛地区成为了现实。

夏商周时期青铜工具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传统石质工具、木质工具依然大量存在，农业生产被局限于谷地、平原等土质较为疏松便于垦种地区。故而当时土地尚未尽辟，耕地一般分布在城邑近郊，远郊则往往作为牧场，虽然人们的一部分生活资料来源，还要依赖于广大的山林川泽，但对于传统粟作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依赖。

两周之时，民之根本，多赖粟作。东周初年，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目睹宗周之变故，仿徨不忍离去而作“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论语》中亦多有粟作为民食、傣禄之记载：“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宰，与之粟九百”，等等。两周之时，粟是作为邦国贡赋和国家战略的物资，“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粟爵粟任则国富”。这些记载表明，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作物和储备粮食，显然粟较之菽更为重要。

与传统粟作相生，麦作在春秋以后亦逐渐在中原地区推广。《周礼》记载，豫州其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西周时期，洛阳种的是春小麦，冬小麦则在东周时期迅速推广。《礼记·月令》就记载有孟夏之月“升麦”，孟秋之月“登谷”。周平王东迁后，王畿直接控制的区域大致为河洛地区。《诗经》中的《王风》是当时洛阳地区的民歌，曰“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春，周桓王遵从平王遗愿，准备让西虢公掌政，引起郑国不悦，周、郑关系恶化。郑祭足帅师取温县之麦。《左传》记载：“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战国策》言洛阳一带因为缺水，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类。

由粟作而麦作，此一变化从中原地区考古发现中亦得以证实。东周时期中国中北部地区经历了从本土小米到新引进的谷物的饮食转变，东周时期汉人遗骸的稳定同位素值揭示了C4类植物（小米茎叶糠壳类）和C4类植物消耗动物在东周时期占人类饮食的相当大一部分。此亦证明了东周人的饮食是以传统的粟类为基础的。但是，小麦的影响在以后的岁月中变得相当明显。在新郑的考古研究发现，东周时期，可能是在粟作粮食供应有限的压力下，贫穷的城市居民开始大量食用小麦。

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与民众消费量的增加，挤压了传统粟作的空间，原本种植粟的优质“粟土”被用来种植小麦。传统粟作的生产被挤压到外围“五沃”“五位”之地，而粟的生长特点使这一趋势成为可能。粟，不宜连茬，耐干旱、贫瘠，性喜高温，生育适温20℃～30℃，海拔1000公尺以下均适合栽培。粟以耐干旱和瘠薄著称，而生产工具的发展使得干旱瘠薄之土开垦成为了现实。《国语·齐语》载管仲对齐桓公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鉏、夷、斤、斸，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由此可见，当时已有铁制工具，而且种类不少。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使得原本难以开垦的“五位”之地得以开垦利用。

气候变冷，积温和降水的减少，对于农牧业而言均为毁灭性打击。在气候寒冷的时期，湿度减小，适宜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农业的种植界限明显南退，同时，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变长，产量下降。此意味着，若要保持“粟爵粟任以国富”的局面，在生产力有限的条件下，惟有增加土地开垦面积。

麦作面积加大，挤压了传统粟作的地理空间。然作为国之根本的粟作仍为统治者所重视，铁器的出现，为传统粟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农耕、畜牧之间传统的“点带”分布格局逐渐为粟作地理空间拓展所打破，使得农耕人群与畜牧人群之间的交集产生了可能，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多民族共生局面的形成。

三、多民族共生下中原地区地域文化之演变

自然环境的更迭变化，改变了中原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社会面貌亦因之而变。

其一为诸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淇县宋庄东周时期墓地、天利食品厂东周时期墓地考古研究发现，由于动物蛋白消耗的变化，导致了东周时期人类骨胶原蛋白δ15N值的升高。宋庄的粪便同位素数据表明，由于粟作面积扩大，C4类（小米茎叶糠壳类）增加，牛的出栏量亦随之增。粟作面积扩大导致了农耕人群向山区的开拓，使得牛羊的牧养数量亦随之变大。《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曰：“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农耕人群对畜牧产品的需求、寒旱气候的出现与粟作区域扩大，使得戎夏之间交集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其二为诸戎在文化上的变迁。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辛有到伊川，见戎人披发而祭于野。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驹支在与范宣子对话中言及“我诸戎剪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并以猎鹿喻崤山之战。《礼记·王制》描述西方戎人，“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可见，入周之初，戎人生活尚以牧猎为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其生产生活亦逐渐发生变化。外有晋楚，内有杨拒，杂处于大国、强邻之间的陆浑之戎生存之艰难，从其东迁伊川到定居陆浑可见一斑。历经近80年的岁月变迁，其饮食衣服，并非如史家所言不与华同。面对范宣子发难，驹支以“言语不达”辩解，但其退而赋《青蝇》之举，则从另一个侧面透漏出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东迁戎人在文化上、生活上已渐次融入到诸夏之中。近年来，河洛地区戎人墓地考古发现，其已显然带有诸夏的特征。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考古发现，在已发掘的M6随葬遗物中有铜鼎、簋、壶、鬲、豆、戈、盘、舟、匜和玉佩、琮，金器、陶罐等。器型特征与同时期东周王城出土同类遗物相似，M2随葬器物除墓主佩饰外，皆放置在棺椁之间东西两侧，有铜礼器1组，编镈、编钟、编磬，以及水晶、玛瑙等少量随身佩饰，除墓主随身配饰外，基本完全中原化。这是大型墓葬中所示戎人物质层面中原化的重要表征。但M1车马坑北部自东向西整齐摆放有马头、蹄12组，牛头、蹄19组，羊头、蹄37组，在西北角还散乱放置一些牛头和羊头，此亦表明此批墓葬同时亦存留游牧生活之痕迹。

徐阳墓地考古发现，陆浑、蛮氏之亡都在陈述着一个事实，东周时期的蛮、戎氏，逐渐由牧猎走向定居，由定居走向耕牧，其在生产生活上日益与周边民族群体走向一体。而此生产生活之变化，亦导致了其在文化上与周边地区趋于融合，此种变化从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各民族群体的交往亦可见一斑。

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到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7年）的86年间，戎伐曹、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两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两次，诸侯为戎祸守周城两次。狄灭卫、围卫灭温各一次，伐邢、伐卫、伐齐、伐郑、伐周各一次，伐晋三次；晋伐狄两次，卫伐狄一次。总计戎狄攻华族十六次，华族攻戎狄九次。当春秋时，戎狄在中国不时与诸夏盟会。诸侯国与戎狄征伐的同时，与戎狄之间亦不时有会盟发生。鲁文公八年（公元前619年），鲁与伊洛之戎会盟；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戎子驹会诸侯于向。

晋国在初封之时，西周王室要求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魏绛和戎五利。春秋之时，诸夏“习染”周边民族文化、甚至习用其礼者可谓不胜枚举。鲁襄公由楚归而“作楚宫”，陈灵公“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作为禹夏后裔的杞国，因毗邻东夷之邦而杂用其礼，致使言语衣服等风俗变化。卫侯入戎州，见戎人已氏之妻发型美好，于是作吕羌髢。

除却袭用周边民族之礼外，中原诸国与戎狄在血缘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周人起自西方，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是接近。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周郑关系恶化，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不久废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惠后欲立其子子带，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戎狄以故入成周，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王室之外，最具典型性的莫过于晋国。晋献公娶戎二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之后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归生奚齐，其姊生卓子。同时晋国也嫁女与戎狄，如晋公的姐姐便是赤狄族人、潞国国君潞子婴儿之妻。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献公使宦者履鞍趣杀重耳，重耳于是逃往狄。狄伐咎如，得二女，将长女嫁重耳，生伯條、叔刘，将少女嫁赵衰，生盾。重耳与赵衰“以狄近而易通，故居狄凡十二年乃去”。王室、诸侯与戎狄之间尚且如此，国、野之民与戎狄通婚状况，虽不为史书所载，但亦不应在少数。

西周之世，诸夏维系一则血缘，次则政治，再则为文化。然两周之间，春秋之时，礼崩乐坏，从天子至诸侯不一而足。申候之乱、襄王之变，晋兼诸狄，秦霸西戎，戎夏交往之久、交往之深，远非今日之想象所及，对于戎夏之区别，诚若傅斯年当年所说“应该是中国了，而偏偏和狄认亲。这团乱糟糟的样子，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缘于自然环境与生产力的变化，中原地区地理单元之下，各群体之间趋同性日渐增多，伴随着饮食、服饰、礼俗等日常文化交往的深入，各民族之间相互借鉴、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最终为先秦中原地区民族地理的文化单元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先秦民族一体化构建与中原“民族地理”的形成

先秦时期，如何区分中原与周边民族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既有地理上的分类，也有政治文化上的区分。先秦文献中对中国历史上超越宗族观念的“族类”多样性记载，以《礼记》中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同为生活在中原地理空间之内的五方之民，春秋之学者面临着现实社会中无法回避的话题：戎狄与诸夏之间“族类”多样性与当下统一性之间的矛盾。缘于此一问题之思考，逐渐形成了先秦时期关于中原之民融合的话语体系。

西周之前，“戎”主要用来称呼周塬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因其集中于周塬以西的陇山地区，故称西戎，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畜牧。周夷王以后，其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陆浑之戎，乃为姜戎氏之后裔，是炎帝之后，龙族苗裔。四岳姓姜，是共工的从孙，是从炎帝经共工延续而来。从陆浑之戎到炎帝之后，一则源于职封。四岳是职封，是四方诸侯之长。《尚书·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国语·周语下》记载共工之从孙四岳佐大禹治水有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国语·周语》曰：“太子晋云，禹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二则源于地理观念。《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姜，大岳之后也”。《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云：“炎帝神农氏，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四岳封于申、吕，地在嵩山地区。《水经注·阴沟水》引世本云：“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由是亦可推断，春秋诸子在中原地区民族建构过程中，其更多是建立在中原地区地理因素之上。

这一民族与地理糅合之法在《山海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羲和是为太阳神（炎帝神农氏）驾驭六龙马车的，属炎帝神农氏龙族苗裔族。上古时代，姜姓首领是炎帝，又称神农。赤帝、炎帝乃少典之子。《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大荒东经》：“少昊之国，少昊儒帝颛顼，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渊，甘水出。”《中山经》：“鹿蹄之山，甘水出焉，北流注于洛。”由此记载可知，羲和之国的甘山、甘渊、甘水，正是2015年至2017年间在伊川发现的陆浑戎国一带。

狄与诸夏，亦有颇深渊源。诚若周人所述，其先为黄帝姬姓嫡派，夏朝衰亡时逃亡于戎狄之间，《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潜夫论·志氏姓》言“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此皆太古之姓”。隗姓为鬼方之姓，赤狄隗姓说明其与鬼方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王国维先生推测他们可能为西周初唐叔受封时所得“怀姓九宗”后裔。赤狄中有潞氏，潞有酆舒，出于姬姓。故而，赤狄之中有祝融集团及姬姓王族支庶。白狄姮姓，杜预释言“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认为鲜虞是箕子之后。姬、姮分别为周与商王族之姓。虽则有后世攀附之嫌，但不可否认其与诸夏之关联。

无论是“姜姓之戎”亦或“太古之狄”，春秋诸子面临着“戎狄而诸夏”此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然春秋诸子除了模糊的地理单元追溯之外，更多的是从政治方位考量。反而是春秋之后诸家在“文化”上倾注了较多笔墨，逐渐远离了先秦诸子的地理文化考量。

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姜戎之记载，知瓜州比邻秦国，其人姜姓，本为西戎，进入中原地区后，与周关系紧密，又互为姻亲，以致于后来戎夏难以区分。同样，原本为“夏”的邾变成“蛮夷”,而原属于“夷”的须句却变成了“夏”。面临此一混杂局面，春秋诸子困惑之余，只好用笼而统之的文化概念解释：“抚四夷，不忘远。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等等。反观诸子之言，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此种文化现象产生的中原地区之地理因素。

先秦之后，源于政治上需要，“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一文化因素被进一步发挥，逐渐突破了先前“实不一统而文一统”观念，“以正统取代大一统。正统政权在精神上就成为天下一统之所在，即天下一统于这个被尊为正统的政权”，“符合这个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华夏’亦可能退而为‘夷狄’”。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逐渐演变成不同的群体。先秦之时，由于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之下，生活方式与文化的趋同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方向，而“政治一统”格局的出现，为中原民族地区地理注入了“政治”概念，更加强化了民族地理因素在中原地区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

西周之世，“野”人成分较为复杂，概其种类，其一为“亡王之后”，包括夏、商之王与传统古老部族之酋长，其二曰蛮、夷、戎、狄，其三为“流裔之民”。春秋之时，王室地位下降，列国兼并大行其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边隙之地日益开发，城、野之间逐渐走向融合。中原地区地理单元的融合，加快了其后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周贞王八年（公元前461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其后，赵亦灭代戎。“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伴随着中原地区地理单元的一致性，戎狄与诸夏于中原地区历经长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至此已浑然一体为中原之民族。

中原地区特殊的区位优势，为早期中原地区各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地理基础，为农、牧同时存在提供了可能；而冰后期第三寒冷期的气候变化，加快了戎狄与诸夏之间的互动进程；长期的戎夏交往，进一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文化与心理距离。战国时期新的生产工具出现，使得麦作、粟作成为传统北方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民族地理位置；春秋之际戎狄与诸夏之间频繁交往交流交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化争鸣现象的出现，从文化上塑造了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民族地理文化根本。在此基础上历经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文化塑造，不断丰富拓展了中原地区民族地理的内涵与外延，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理基础。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毕跃光 贾淑凤

编辑助理：周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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